编者按：

1932年7月14日，由著名爱国人士柳亚子先生出任馆长的上海市通志馆正式成立，这是自1927年上海特别市成立以后上海市地方政府建立的第一个官方修志机构，主要任务是编纂《上海市通志》。然波诡云谲的历史变局中，直到近百年后的2019年，《上海市通志稿》才由今天的上海通志馆全部整理面世。回望历史，跌宕起伏的百年间，上海修志人曾经经历了怎样的兴衰际遇？

自本期始，《上海滩》杂志陆续推出三篇文章，溯古源今，以飨读者。

建馆宗旨：“兴修市志，以垂永久” 

中国历来就有官修志书传统。清代，凡一省通志大都由官方主持纂修，修志机构多冠以“通志局”之名，如光绪年间设立的山东通志局、宣统元年设立的江苏通志局等。中华民国成立后，继续沿袭这一传统。1928年10月，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向国民政府主席呈文，提出各省通志“应令行各省设局修理”的建议。随后在第11次国务会议上，此议得到赞同，决定由行政院向各省市政府下达训令，要求启动修志工作。1929年12月，国民政府内政部正式颁布《修志事例概要》，要求“各省应于省会所在地，设立省通志馆”。由此，全国各省市通志馆开始大规模创办。

1927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上海特别市暂行条例》。7月，上海特别市成立。1928年7月，上海市初步完成与江苏省的治权划分。上海特别市政府收到国民政府内政部下发的《修志事例概要》后，即将其转发给所属市教育局和社会局，“令仰该局知照”。1930年1月，根据《修志事例概要》规定，负责兼管全市文化事业的教育局首先向上海特别市政府提出“设立市通志馆，兴修市志，以垂永久”的请求。对于教育局的请求，市政府于1月24日的第148次市政会议上决定：“自十九年度七月起成立市通志馆，由市府指派委员筹备”。28日，市府发出第348号委任令，委任市教育局局长陈德征、市府参事唐乃康、市社会局局长潘公展为委员，“会同筹备市通志馆事宜”，上海市通志馆筹备工作正式开始。2月4日，筹备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将该委员会暂设于市教育局。馆址暂定于豫园路170号内园大假山南，办公处为上下6间房屋。

然而，筹委会工作并不那么顺利，各项事宜缓滞不前，原定于1930年7月建馆的计划未能如期实现。1930年10月，筹备工作因筹备委员会委员陈德征在南京被拘而陷入瘫痪。1930年，陈德征不仅是市教育局局长、《民国日报》总编，而且还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兼宣传部长，掌握着全市文教、宣传大权。然而，一时风云际会使他昏了头脑，居然在《民国日报》发起选举“中国伟人”的民意测验，并暗中替自己做了手脚。结果，选举揭晓，孙中山位居第一，蒋介石排名第三，而他竟名列蒋介石之前，位于第二，致使蒋介石一怒之下将他传至南京拘押起来。虽然数月之后他被释放，但“永远不得叙用”。

 

1930年《申报》刊登文章《市通志馆积极筹备》

1931年4月1日，上海市政府在市府礼堂举行大会，正式宣布改组上海市通志馆筹备委员会。会上，新任市长张群从多方面论述了编修上海市通志的重要性，并希望筹委会能如期完成工作，尽快成立通志馆。根据修订的《筹委会简则》，改组后的筹委会由十三名委员组成，筹备期暂定为一年。除市长、市政府秘书长及下属各局局长为委员，“以期各就职掌范围供给资料”外，另由市长聘请“对于史的修养均甚丰富，对于本市纵横两方面情形又极明了”的三名专家汤济沧、赵正平和瞿宣颖为专任委员，具体负责筹备事宜。汤济沧（1877-1934），名振常，浙江吴兴人，文字学家。他原先在上海持志大学、南洋中学任教，对于国学颇有研究。赵正平（1877-1945），字厚生，江苏宝山人，中国同盟会会员，南社早期社员。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他先后出任北平特别市社会局局长和青岛特别市教育局局长，并任30年代《复兴月刊》主编。瞿宣颖（1894-1973），字兑之，湖南长沙人，清末军机大臣瞿鸿禨之子。北洋政府时期，他担任过国史编纂处处长。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他先后在燕京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执教，并著有《方志考稿甲集》六编，被称为方志学专家。

1931年初，时任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兼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秘书长的邵力子与当时投闲置散的南社旧友、国民党左派元老柳亚子联系，动员他出任上海市通志馆馆长。

1932年1月26日，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发布训令，宣布聘定柳亚子、朱少屏为上海市通志馆正、副馆长。朱少屏（1881-1942），名葆康，江苏上海人，柳亚子的挚友。他早年留学日本，为同盟会早期会员之一。后回国主持同盟会江苏分会机关部工作，并与柳亚子等组织南社，创办革命报刊，从事反清活动。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曾任沪军都督府总务科科长和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后因袁世凯窃国，返回上海，先后担任中华民国全国报馆俱进会会长、寰球中国学生会总干事、《申报》驻欧记者等职。

1932年7月14日，上海市通志馆正式宣告成立，原筹备委员会人员自然离职。馆址搬到萨坡赛路（今淡水路）291号。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市通志馆停办。通志馆的重要资料转移至柳亚子家中。1940年后，汪伪政权一度准备重新筹办上海市通志馆，结果无疾而终。1940年底，柳亚子因上海租界环境恶劣，决定离沪去港。行前考虑到沪寓所存通志馆重要文卷的安全问题，他找胡道静商量，联系一个妥当的地方代为保存。胡道静与法国耶稣会中从事学术文化方面工作的教士有联系，就去恳托震旦大学图书馆法籍馆长夏之时司铎（Pere Richard）和中国副馆长景培元先生，得到他们慨允，于是这批文卷由柳宅再密移至震旦大学托管。日本投降后，上海市通志馆复馆，胡道静回到上海，以通志馆代表身份，去震旦大学图书馆把托管的文卷取回。从震旦图书馆中取出的资料先是归属复馆后的上海市通志馆，继而归属上海市文献委员会。

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31日，上海市市长钱大钧聘胡朴安任上海市通志馆馆长，徐蔚南任副馆长。11月，通志馆按照市政府指定，接收德商礼和洋行，在四川路670号确定新馆址，其工作沿袭战前旧例，制定《上海市通志馆组织规则》。1946年，国民政府内政部又颁布《各省市县文献委员会组织规程》及《地方志书纂修办法》。由于这两个章程所规定的文献委员会职责与通志馆大致相同，上海市通志馆于12月起按照上海市政府的命令着手筹组，拟订《上海市文献委员会组织规程》，将通志馆业务并入文献委员会办理，职责除编纂《上海市通志》外，增加调查征集、保管编印上海市文献资料的任务。1947年7月1日，上海市文献委员会宣告成立，胡朴安任主任委员，徐蔚南任副主任委员。但是7月9日胡朴安即因病去世，8月11日，上海市政府改聘徐蔚南代理主任委员，主持一切。1948年12月，上海市政府正式聘任徐蔚南为主任委员，沈祖德为副主任委员。到南京国民政府崩溃之前，上海市通志馆及上海市文献委员会出版《上海市年鉴》（民国三十五年、三十六年、三十七年）三本，编纂出版《上海市重要法令汇刊初编》，整理《上海市通志》旧稿，继续征集、收藏相当数量的日伪时期和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的重要资料。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6月，陈毅市长下令上海市文献委员会划归市文化局管辖。9月，任命李青崖担任文献委员会主任委员。1951年2月，根据柳亚子和邵力子先生的联名推荐，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市文化局录用、任命徐蔚南担任上海市文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1年年底，文化局向中共上海市委报告，要求把文献委员会等若干单位人员调整改组为“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处”；馆藏文献资料分别移交上海市图书馆和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市文献委员会即行中止。20世纪80年代，上海市通志馆及上海市文献委员会留存的文献划归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收藏至今。

广征资料：“片言必录，一物不遗” 

上海市通志馆成立后，柳亚子和徐蔚南广招著名学者，聘任胡怀琛、吴静山、蒯世勋、席涤尘、郭孝先、胡道静、李纯康、蒋慎吾等任编纂馆员；董枢、乐嗣炳、钟贵阳、沈家诒等为特约编纂，向各方征集史料。由于工作细致周全，收录的资料翔实，为《上海市通志》的编纂打下坚实的基础。

 

1932年10月15日，《申报》上刊登上海市通志馆征集史料启事

地方志是资料性文献。编修《上海市通志》需要大量资料。通志馆馆员们原本打算用两个月时间来搜集史料，但付诸行动后才知道工作的艰辛。为了得到社会各界的“通力匡襄”，上海市通志馆将《征集史料启事》登诸报端，广而告之，并承诺：“凡承捐赠史料，当于参考完毕后移送公共图书馆保存。”“凡史料之只能借抄或用他法移写者，承示后当托妥员前来接洽办理，以最短期间移写完毕并不损伤原件为度。”“凡珍异之史料须有相当报酬方能移写者，承示后即当商洽办理”。启事刊登后，由于社会人士对于当地文献甚少重视，直到1933年4月，应征的志料仍然“可称绝无仅有”，其志料征集之难可见一斑。种种困难和挫折并没有让馆员们退缩，相反地，他们愈加日夕孜孜。

通志馆在筹备期间，就制订《市通志馆征求参考图书办法案》《上海市通志馆采访员征集细则》，规定采访员的职责包括“公私记载之征集”“文献掌故之调查”“数目之排比调制”“重要古迹之摄绘”“著名碑刻之抚拓”“遗闻轶事之访问”等。

1931年3月28日，由通志馆筹委会修订的《上海市通志馆筹备委员会简则》，经上海市政府核准公布规定：改组后的筹备委员会任务主要是为通志的编纂准备资料。为尽快做好资料收集工作，当年5月，奉命负责通志馆日常筹备事宜的汤济沧、赵正平、瞿宣颖3名专任委员即对资料收集方案作了认真研究和部署。

首先，他们将应行征集的资料分成疆理、物产、经政、民物、风俗、货殖、建置、人物、艺文9类，由各专任委员以“闻见所近”，分工负责。其中，汤济沧负责疆理、货殖、建置，赵正平负责物产、经政、人物，瞿宣颖负责民物、风俗、艺文，并规定，“其有就便发见之史料，仍可不分畛域，互相交换。”为了使应征史料“片言必录，一物不遗”，筹委会采纳瞿宣颖的建议，决定在征集史料时先从官厅档案、商家簿籍、西文记载入手，兼及家乘、私史、古物、照片、图表，对于有关系的社会团体和个人，也分头派员采访，“以期赅洽”。在征集史料的同时，他们编制了一份《上海年表》，以便“总摄一切”。整本《上海年表》为编年体，光绪以前，按年由各史志摘引关于上海的大事编入；光绪以后，史料较为丰富，则详至月日。鉴于“通志之勒定暂难悬日以计，而最近之史料则已移步换形，假定通志以三年成书，则今日所得最近之史料届时又将陈迹”，1931年8月，筹委会又向市府提出编辑《上海年鉴》的建议，认为其既可“供留心现势者之需要”，又可“备勒成通志之采撷”。

作为一个修志机构，通志馆欲求材料，不能只靠公开征求而得充足材料，亦无法寄望于外界主动奉上，因此，自己动手去征集、调查是获取材料的主要手段。上海市通志馆成立后不久，即向上海市各个机关团体广发信函，调查各个机关团体的详细状况，包括其组织成立发展历史及具体工作情况等。一般来说，征求通志资料时随信附有调查表，而年鉴则会附上计划书或说明书等。对于调查表，分类极细，据通志馆自己统计，共有二十八种，主要是根据通志的编目来划分，其中，单单学校的调查表，就有小学、中学、职业学校、民众学校等八类，还有学艺团体、中外公司、报社、医院、上海名人等类别，务求精确明了。当然，通志馆向各机关团体征求的资料里，还包括其内部印刷、出版的章程、期刊、书籍等刊物，如向上海市商会请求惠赐《上海国货厂商名录》《上海进出口贸易商行名录》，请海军部寄予《海军杂志》《第六周年纪念刊》等刊物，诸如此类，不可胜数。而在抗战胜利后，通志馆则向各处征询复业、复员情形及采取的措施等。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国民市政府之外，另有两个特区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租界在通志馆编纂通志时不会也不大可能提供多少材料，所以除了通函征询外，通志馆也有派员前往各处搜求资料，其中向私人索要材料的也不在少数。抗战胜利前，资料的收藏整理花费了通志馆的很大精力，他们把搜集史料的工作看做是和编纂通志一样重要，甚至在馆中经济不充裕、时间不够用的情况下，利用业余时间来做。他们的足迹遍布上海和江浙一带，徐家汇藏书楼、宁波天一阁，甚至一些旧书店、书摊等常常留下他们匆匆的身影。他们搜集的史料范围也很宽广，包括史志、中外年鉴、乡贤著作、地方文献、报纸杂志等。他们更注重原始资料的搜集，如家乘、碑帖、清代县档和各业行规，以及于旧书摊搜购来的会馆公所征信录、新式图表、照片等。1935-1936年间，通志馆的编纂们还曾多次往上海郊县地区实地考查，如龙华镇、北桥镇、法华镇等，而在考察前他们总会事先翻阅大量史志记载，一方面为了解历史以便考证，一方面为考订讹误历史记载。

在收集资料的基础上，上海市通志馆还对资料进行系统整理。如，1936年，为征求和检索方便，通志馆根据搜集到的征信录，分市县行政、学校、公司等十二类，编写了《上海市通志馆收藏图书目录第一号:征信录目录》、 第二号《三个收藏记述上海的西文书籍的目录》、第三号《杂志的创刊号目录》（收创刊号杂志目录1131种，分为96类），第四、五、六号分别为《上海地图目录》《清代上海县署档案目录》和《上海市政府出版图书目录》。为了编纂方便，通志馆以通志各编目为准分类编制报纸索引卡四万多张，按学科分类编制杂志索引卡2500张。

通过上海市通志馆全体馆员努力，截至1936年底，通志馆收藏了1万多种文献：史志1500种，杂志创刊号1400种，报纸2814本，年鉴50种，碑帖143种，家乘35本，图表70种，照片162种，行规35种，征信录950本，机关刊物272种，单行小册203本，乡贤著作131种，清咸丰五年至宣统三年的县档1632件，其他的有2532种。

重要成果：编修《上海市通志》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虽然也是一个国际重要城市，也是国内的文化、经济中心，但是，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很严重。1932年1月28日，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一·二八侵略战争，遭到十九路军和第五军的坚决抵抗。国民党南京政府很恐慌，临时迁都河南洛阳。国难临头，国民党举行扩大会议，一些爱国的国民党员，提出国内团结、党内团结的口号，并主张不能对党内左派进行排挤、压制。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柳亚子出任上海市通志馆馆长，这是国民党粉饰民主的一种政治手段。

柳亚子感到，上海在近一百年来，受帝国主义侵略，租界林立，同时中国工人阶级也在上海兴起、壮大，如果把这些历史写出来，对上海乃至全国人民都是很好的活教材。因此，柳亚子表示愿意出任馆长。但他提出：一、不准由国民党官员随意安排混日子的人员。二、写上海市志必须用语体文（白话文）和用公元纪年。这在当时属大胆举动。虽然在“五四”运动中，已经提出用白话文，但在20世纪30年代时，报刊、著作中大多还是采用文言文，国民党公文也采用文言文，志书属国民党官修，按常情也应采用文言文，但柳亚子提出了用白话文的革新。另外，当时国民党采用中华民国纪年，认为这是法统，柳亚子却提出在志书中，应采用国际通用的公元纪年，让后人有一个明了、准确的历史时间概念。国民党当局认为在官修志书中采用这些方法，有左倾之嫌，但在柳亚子的坚持下，不得不让步。柳亚子后来回忆，“通志文字，悉用白话，小夫多咋舌者”，说明当时冲破种种阻力的困难程度。

上海市通志馆成立时，正是全国性爱国主义、民族主义高涨时期。1919年五四运动是中国爱国主义、民族主义高涨的重要标志，1925年五卅运动、之后的收回租界运动，1927年以后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都是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持续高涨的具体表现。1932年因一·二八事变而起的抗日救亡运动，更将这一运动推向新的高潮。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决定了上海市通志馆，必然带有浓厚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色彩。对于一个长期遭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欺凌的民族来说，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是极其可贵的情感。从柳亚子馆长身上，从胡怀琛、胡道静等馆员身上，从修志指导思想、编修实践上，无不看到这种可贵精神的闪光。

1935年，在编纂第一部年鉴的过程中，通志馆原计划的最后一编《备览》，本来是用以记述日常生活所需之表格如邮资表等，结果等到编纂行将完成时，因感到《上海名人录》更为重要，便以此代替。该名人录是由柳亚子亲自动笔编成的，“以史公笔法，把活动在上海这块土地上能留下一点什么的人都写进去”。而让国民政府痛恨的是，里面还收录了左翼文化人士的姓名和简况，如鲁迅等人。再加上年鉴的红色封面，更是触痛了国民党的神经。国民党当局立即下令停止对外出售该年鉴，甚至扬言要接管通志馆。最后，通志馆在政府的压力下，不得不更换封面、撤名人录。胡道静在负责编写社会事业编的文化事业部分的时候，也反映了当时一些进步左翼文化活动，如“图书馆”一章中，记述有李公朴主持的申报流通图书馆、中共地下组织的上海通信图书馆；“电影”一章里，对南国社摄制《到民间去》的经过，以及联华电影公司的进步影片如田汉编写的《母性之光》也照实描述；在撰写“定期刊物”时，把“左联”的许多刊物都放了进去。

编纂者还把西方先进的科学，如测绘学、统计学、目录学的知识运用到修志中，增加了社会调查，并调整了封建时代方志的一些类目，把议会、团体、教育、实业、警察、交通这些新类目纳入其中。

志书记载社会的生活及状态，既要求详于古，更要求详于今，然当时的新事物是旧志体例所不能包括的，特别是，上海市编纂通志为上海建市以来所首创，所以通志馆必须新辟门类。柳亚子等人遵循时代发展规律，根据上海地方特点，综合各家方志学说，最后商定通志总目，分二十五编：沿革、公共租界、法租界、概势、地文、法制、政治、党务、外交、军备、教育、财政、交通、金融、商业、工业、农林渔牧、宗教、学艺、社会事业、风土、人物、八十年大事年表、沿革写真、地图。

就通志体例来说，通志馆继承并发展了传统旧志体例，还吸收了当时的最新方志学说，于此基础上进行了创新。通志从整体上与黄炎培的《川沙县志》一样，采用平列分目体，划定总目，下分子目，由于此体例主要特点是在横向上排列门类，层次分明，但缺乏纵向的有机联系，故通志馆在第一编设《沿革》，以其总论作用，统领全志，紧随其后则仿《川沙县志》设《八十年大事年表》（即大事记）。

在编纂方法上，采用分类编辑法，编纂们有着各自的明确职责和任务，徐蔚南:沿革、概势；吴静山:地文、农林渔牧；蒯世勋:公共租界、商业；董枢:法租界、军备、宗教；蒋慎吾：党务、政治；沈家诒：法制；席涤尘：外交、军备；李纯康：教育、商业；郭孝先：财政、金融；乐嗣炳：交通、风土；钟贵阳：工业；胡怀琛：宗教、学艺、人物；胡道静：宗教（基督教）、社会事业、大事记；编辑部：沿革写真、各种地图。由于各人有各人的编辑内容，每编都能单独成书，各自成册，合之为通志，分之为专著。如上海市通志馆发行的10种《上海市通志馆期刊》单行本，就是《上海市通志》各编的初稿。

 

 

民国《上海市通志》原稿

通过5年的艰辛努力，到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上海市通志》大致完成沿革、公共租界、法租界、政治、外交、金融、学艺、社会事业、地文、工业、大事记等初稿十一编，其中沿革、公共租界、法租界三编已审订为定稿，准备付排，而地文、工业、大事记三编属将要完成稿，剩余的十四编尚未整理，志稿总字数已逾1000余万字。

通志馆除以编纂通志为目的组建编辑部外，又先后筹组其他两个组织：一是1934年2月成立的民间团体——上海通社；一是1934年底宣告成立的通志馆内部机构——上海市年鉴委员会。通志馆以编纂通志为职责，一旦志稿编完，机构就会撤销，所以当年为谋可持续发展后路，当部分通志草稿完成后，通志馆即先后成立上海通社和上海市年鉴委员会。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当时由于政府支持力度及重视程度都不大，通志馆的经费一直较为紧张，这两个组织的成立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费问题，保障机构的正常运行，同时也为馆员们的生活提供了部分帮助。

《上海市通志》虽未修成，但始于战端、毁于战乱的上海市通志馆，依然是上海方志史中一朵盛开的奇葩，长在祸乱频繁的多事之秋，却绽放出绚烂夺目的瑰丽光芒。短短5年间，上海市通志馆出版了三本《上海市年鉴》，两本《上海研究资料》，辑印了包含多种珍贵史料的《上海掌故丛书》，还在《大晚报》《时事新报》《民报》等多种报纸上开辟一系列副刊，发表研究综述等。至今，许多学术成果依旧是研究上海地方史的第一手资料，为此后方志工作的开展，树立了标杆。

 

《上海市通志馆期刊》

 

民国《上海市年鉴》

　　（文章选自2021年第9期《上海滩》杂志）

　　（上海通志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