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时期有四大望族分别是：琅琊王氏、陈郡谢氏、陈郡袁氏、兰陵萧氏。其中兰陵萧氏与常州有着密切的关系。

齐梁故里 名德相望

这里提到的兰陵萧氏指的是侨居在常州武进东城里（现今地名不存，今孟河镇万绥一带）的萧氏。原来的萧氏“居东海兰陵县中都乡中都里，晋元康元年，惠帝分东海郡为兰陵，故复为兰陵郡人”。西晋末年，五胡乱华，淮阴令萧整带领家族从兰陵南迁，“过江居晋陵武进县之东城里，寓江左者，皆侨置本土，加以‘南’名，更为南兰陵人也”。这在《南齐书·高帝纪上》《南史·齐本纪上》等史书中均有明确记载。常州武进东城里是南朝齐高帝萧道成和梁武帝萧衍的桑梓之地，故也称常州为齐梁故里。

当时北方人民与士族大量南迁，多相聚而居，保持原籍贯。统治集团因而设置侨州、侨郡、侨县，安置北方士族，保持其封建特权，借以缓和南北士族矛盾，巩固政权。这种在南方侨置北方地名的州县以安置北来流民、并在侨置地名前加上“南”字，在东晋南朝是十分普遍的现象。

谈到南兰陵萧氏，这个家族甚是厉害，从素族之家到帝王之家，开创了南朝齐、梁两个朝代。提及出身，连南齐开国皇帝萧道成都说“吾本布衣素族”。兰陵萧氏起初并不是士族，它的发迹主要是在南朝刘宋时期，以军功为起点，在刘姓宗亲互相残杀中，萧道成夺取了军政大权。升明元年（477年）杀废帝刘昱，立顺帝刘准，自封为相国、齐王。升明三年（479年），废刘准，自立为帝，国号齐，自此兰陵萧氏遂成为四大望族之一，并开启了帝王之旅。

南朝齐梁时期南兰陵萧氏共出过15位皇帝，除此之外，还出了多位宰相。到了唐朝，萧氏拜相者达10人，仅仅萧岿一支就有八人入相，史称“八叶宰相”，并且这些人都以刚直耿直著名。后世欧阳修、宋祁赞兰陵萧氏：“名德相望，与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就连苏东坡也赞道“摇毫欲作衣冠表，成事终当继八萧”。

兼容并蓄 文化高潮

东晋南朝时，北方的人大批南来，中国南北文化大面积交流、融合，对江南文化的演变、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南兰陵萧氏以齐高帝萧道成、梁武帝萧衍、昭明太子萧统、梁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等为代表，形成了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鲜明江南特色的齐梁文化。常州作为齐梁故里，深受齐梁文化的影响。齐梁文化形成了常州历史上的第一次文化高潮。

萧氏家族自身深厚的文化涵养有助于齐梁文化之兴盛。齐高帝萧道成博览群书，擅长诗文，其子齐武帝萧赜是“永明体”诗歌的倡导者，齐武帝之子萧子良为竟陵王，礼才好士，尤喜文学，结交名士，围绕在他身边的有当时天下才学之士范云、萧琛、任昉、王融、萧衍、谢朓、沈约、陆倕，号称“竟陵八友”。萧道成的孙子萧子显，编撰《齐书》六十卷，也称《南齐书》。

梁武帝萧衍早年曾是“竟陵八友”之一，颇有文采，著述颇丰，被称为“诗人皇帝”。《梁书·武帝纪》曾记载他勤奋好学，“少儿笃学，洞达儒玄，虽万机多务，犹卷不辍手，燃烛侧光，常至戊夜”。其长子萧统（即昭明太子）是文学家，十分重视文学事业，召集著名文学之士，商榷古今，编《昭明文选》，它是中国第一部古诗文总集，上起周朝，下迄梁朝，八百年间的130位作家的文学作品，这些文章为后代所推崇，至隋唐，凡应试举人、进士者，皆要熟读《昭明文选》，和现今高考必读科目有异曲同工之处，民间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文选》的影响巨大，唐代及北宋前期，儒生文士把它作为诗赋范本。后人对其研究也颇多，研究《文选》及其相关课题后成为一种专门学问，称为“选学”。梁简文帝萧纲好诗，风格轻糜绮艳，称为“宫体”诗。

除了自身家族文学影响以外，萧氏家族成为掌权者后推行的文化理念更是助推了文化高潮。当时统治阶级主要尊儒崇佛，发展经学，这是主流导向。尊儒的态度从萧衍“正先儒之迷，开古圣之旨。王侯朝臣皆奉表质疑，高祖皆为解释”中可以看出。在南朝诸皇帝中，萧衍在位48年，统治时间最长。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与政策推动经学发展，使萧梁一朝成为南朝经学极盛时期。

采取文化兼容的方式是齐梁文化发展并达到高潮的重要原因之一。从当时的文化论战就可以验证这种理念。尽管与主流文化相悖，但统治阶级并未对离经叛道的非主流文化禁止、打压，而是允许其存在。正是由于齐梁时期的文化包容，使得学术论战也常出现。尤为出名的是有神论与无神论的论辩。其中持无神论的就是撰写了《神灭论》的范缜。

在南齐朝时，佛教得到权势人物的提倡和推崇，大量的外来僧人进入，纷纷在各寺庙翻译经书，使得佛教成为主流之一。萧子良是齐武帝第二子，他崇佛。范缜是无神论者，到萧子良府上后，发现萧子良痴迷于佛教，便与萧子良进行有神无神的辩驳。后来范缜无神论的观点被传播后，引起了轩然大波，并引发了学术论战。萧子良召集众多僧人与范缜开展辩论，但这场大辩论的结果，并未能说服范缜。

后来萧子良又策动太原王琰、琅玡王融与范缜进行辩论，仍未成功。尽管他持有的是与统治者宣传的佛教文化相违背，但这场学术论战并没有因此影响到范缜的仕途。入南梁朝后，这位反对佛教的学者范缜，居然又被大力崇佛的梁武帝用为晋安太守、尚书左丞、中书郎、国子博士等。能在与当权者推崇的理念相悖的情形下还能在仕途上顺利，这委实不容易，连后来研究齐梁文化的教授都称这种宽容是一种奇迹。从这一件事上就可以看出南朝齐梁时期兼容的文化理念，正是促成齐梁文化成为第一次高潮的重要原因。

家族修史 蔚然成风

萧氏家族与编史修史也有密切关系，这个家族人才济济、史家辈出。最有名的史学家是萧子显。他是萧道成之孙，齐亡后入梁，以文才秀隽为梁武帝所看重。我国历代有为前朝修史的传统，一般是官修史书。在正史中，萧子显是唯一一个前朝皇族成员编写前朝历史的人。他编撰的《南齐书》是当代人写当代史，自然不可避免有曲笔回护的弊端，但此书以纪传体叙述，取材丰富、真实可信、文字简练等，史料价值较高。因为客观公正，《南齐书》在历代史书中有“良史”“直书无隐，不失是非之公”的美誉。因此，《南齐书》还得以跻身“二十四史”之列。该史书原本有60卷，因最后一卷《自序》已遗失，故为59卷。

梁武帝萧衍曾主持编撰《通史》，并“躬制赞序”，组织人员共同完成600卷的史书，以纪传体例述三皇以下迄于南齐史事。简文帝萧纲撰有《昭明太子传》5卷、《诸王传》30卷等。梁元帝萧绎博览群籍，撰有《注汉书》115卷、《孝德传》30卷等。萧氏家族不仅自己致力于修史，也同样鼓励民间文人编史，其中比较有名的是编著《宋书》的沈约，沈约与萧子显有点相似，同样编纂了多部作品，但大部分史书已散失，只留下了纳入“二十四史”的《宋书》。

正是萧氏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与鼓励，齐梁时期的史学成就超过了前朝，为日后唐代史学的繁盛打下了基础。

三教并流 圆融兴盛

提到梁武帝萧衍与佛教，给这样的一个标签似乎不为过：“只想做和尚的皇帝”。他特别崇佛，在佛教经典研究和阐释方面多有撰述，因对佛学的爱好和信仰，使萧衍成为佛教最虔诚的信徒和推行者，他还经常亲自讲经说法。萧衍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把佛教学术研讨和传播发挥到极致的佛学专家，甚至还想为佛教“舍身”。

南梁天监三年(504年)，宣布佛教为国教后，梁朝境内崇佛的最盛时期，全国的寺院达到2846所，比南齐朝增加了831所；僧尼比南齐朝多了50200多人，达82700多人。齐、梁两朝，佛教空前发展，寺庙之多，有唐诗为证。唐代诗人杜牧在《江南春》中描绘“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萧衍这样一位痴迷佛学的统治者，对儒、道二教也不排斥。梁武帝萧衍对他对儒学研究也颇深，著述亦丰。对道教，也是颇有关注，这从他与道士陶弘景的交往中可见一斑。陶弘景在齐永明十年（492年）辞官赴句曲山(茅山)隐居，萧衍几次想请他出仕，都被他拒绝了。后来，梁武帝只好时常将国家大事写成信件，派人送到曲山请教陶弘景，陶弘景也时常写信给梁武帝，指点政策。于是，朝廷与曲山间音信不断，陶弘景虽身在方外，却俨然成为了朝廷决策人物，当时人们都称他为“山中宰相”。

萧衍创建了“三教同源说”，认为儒教、道教都起源于佛教，孔子、老子都是佛的学生；三教之中，佛教最高，儒道是佛的辅助等。梁武帝时期，通过采取宽容、包容的文化政策，开创了一个儒、释、道三教圆融的崭新时代。

《齐梁文化、齐梁故里乡土调查的报告》中提及常州万绥有个东岳庙，东岳庙中有个特殊的殿叫“三老殿”，殿中供奉着孔子、老子和释迦牟尼。单看这个就可以窥探出当时的“三教圆融”。

正是因为多种因素的叠加，使得齐梁文化得以繁荣。齐梁文化发端于故里，对常州的影响深远。

参考书目：

1、《齐梁故里考证与齐梁文化新编》，常州市齐梁文化研究课题组编著，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09年。

2、《南兰陵萧氏著作综录》，张敏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齐梁文化研究丛书，2015年。

　　（常州市地方志办公室）